Allen | 
02 17th, 2011| 
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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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民国十四年生人。到现在还没有死。它的一百年里有我的八十六年。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有意思的是，我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生，孙中山先生是那天逝世的。他在北平长安街北面的协和医院去世，我在北平长安街南面的妇婴医院出生。按时辰算，他先去世，我后生。这是我的父母经常提起的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经历过九一八，那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我也经历了一二八，蒋委员长告全国人民的讲话我们学校在无线电里听了。我经历了七七和八一三，最后，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的卫国战争，是自愿报名的。这事我得感谢武汉大学的叶教授。他曾参加了西康考察团。他在澳门时对我母亲说，你有三个男孩子。在国家危难时期，你不应该带着他们躲在澳门，你应该带着你的孩子回内地去，去跟中国人民共患难。我母亲立即带着我们三兄弟回到了内地。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三好公（我母亲的叔叔，上海人叫好公），南阳模范的老校长沈叔逵从小教我们唱他编的歌：往吾愿往，国民义务不相让，全身勇气一片诚心，小兵也愿当。当日本投降后我到上海时，恰恰晚了一步，他已经去世。我真想见到他，听见他亲口对我们（周家三个小儿童，围我身边听故事，这是他的原话）当小兵之举的赞赏。我们应该是他的好孩子，我们听从了他的教导。尽管这几十年来我已经成了政治运动里的老运动员了，尽管在斗我斗得最凶的时候，我那老伴对我说了一句，“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爱国主义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知道，仗是我们打的。如果在日本投降的前两个月我答应那个在云南陆良机场的美国陆军司务长的邀请去他那里当翻译官，拿一百美金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就不会有我的份了，而且我现在还会是被美国政府公认的美国的朋友。但是我拒绝了。我不要当美军的翻译官，我要打日本。这就是我当时真正的思想。我认为我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没有后悔过。而且我始终不遗余力地让尽可能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过去我经历过的八十多年里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得太少了。连中国人的光荣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第一次正式编队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空军是从中国的成都起飞的。63架B-29超级堡垒从我们的头顶上（金堂）飞过，我到我们都数不过来。他们也不知道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中，是徐国章将军代表中华民国第一个（不按字母顺序）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一个，这意味着全世界人民都承认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深重的灾难。我们受之无愧，为什么年轻人会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