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的大学人格。作为大学的教授，要有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那我请问，我们有多少教授有这种独立人格？我们的清华大学有个校训，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这是多少年前的校训吗？100年前的。可悲的是100年前的校训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被我们丢掉了。还有，2011年不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吗？很多人在反思清华大学走过的这100年，发现人文思潮越来越淡漠，而清华大学丢失的其实正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有人在微博发出了一个帖子，说史上最牛的毕业证，这个学生的毕业证是清华大学的，他的导师是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是四大大师给他加持的证书，说这样的证书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大师了！

各位还记得民国时期的军阀张作霖吧，这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非常注重教育，他每次去辖区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换上马褂，然后非常谦卑地对老师说，我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人，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下一代要靠你们了。张作霖对教育的尊重不只是表面的，办教育所需要的钱、地、政策，都是他给的，但是，他从来不干涉教育。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给大学一个独立的人格。这点很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才会有独立人格的教授，然后才会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并透过思辨这个过程，最后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观。还有被称为“学者军阀”的吴佩孚，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骂完吴佩孚以后，吴佩孚照样给北大拨教育经费。透过张作霖和吴佩孚，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办好教育的原则，就是给钱但不干预学校事务。正是因为他们给了学校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那么多有独立人格的大师。

以前我们北大的校长、清华的校长多么崇高啊。但是现在呢？哪个大学校长会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重？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学校长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独立的人格，他可以为了学术上的自由跟各种权力作斗争。现在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那么“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大学，即使是北大和清华，谁来当校长都无所谓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经费。在我们国家，所有大学的经费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而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对这个所谓的经费，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还真是挺复杂的，比方说“211”和“985”是教育部对大学层面的拨款，之后还会具体对什么国家级重点学科或是科研基地再分学院拨款，再之后还有对精品课工程的专业拨款；然后大学又分成直属、省属和市属的，这里面又涉及非常复杂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问题。因此今天的大学校长，就在这个拨款的网里面，整个人格都被阉割了。所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什么事情都归教育部管，甚至应该由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也是教育部发，这个太可笑了。

香港大学的独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举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校长郑耀宗，对一个教授的研究经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再批评我们特首董建华的话，就要封杀你的这个研究项目。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也许算不了什么，顶多是给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这件事却在香港闹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干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后，郑耀宗竟然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内地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却导致一个大学校长下台。这就是差距！美国设置终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为了保护学校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因为有时候教授的发言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而美国为了保护这些教授独立的发言权，才搞出这么一个叫做终身教职的系统出来。

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大学的自治跟独立，孕育出了一个思辨的氛围和传统。然后由思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形成了价值观的“无为而为，无塑造而塑造”。我们呢，正是因为缺少了思辨和实证主义这一环，才会出现董藩教授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把个人的一种人生经历当作一个教条传输给学生！记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写的，说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他举了他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大分配办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来分配的，校长的办公室可以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教授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小格子，还说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还不一定有一个科长的办公室阔气。而且，我们的高校，现在也都是行政主导，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可以把一个教授管得没话说。这不只是教授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学的悲哀